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05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刘明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05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刘明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刘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版本目录校勘学与古籍文献专门史研究。求学及毕业以来一直与图书馆古籍相伴，至今已有十七年，做好古籍本职工作之余，汲汲于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沧海浮槎蠹鱼情

——我与古籍文献学的结缘及体会

在进入拙文开篇之前，先就稍显冗繁的副标题做适当的解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导”。众所周知，在作为一级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有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成立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花开一甲子，古典文献学学科的设立体现出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擘画学科设置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智慧，也凝结为一种学科范式和学术话语，其中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值得总结和发扬。这里使用了“古籍文献学”的称谓，并非对“古典文献学”之称的剥离和不尊重，更非要刻意制造新的“术语”，而是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提出。掐指算来的十六七年间，自己从事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工作及研究一直未离开过图书馆，与图书馆所藏实物形态的古籍可谓朝夕相伴，甘苦相随。如果说有点学术感悟和收获的话，也是基于图书馆古籍业务实践而获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因此就自己而言，更喜欢使用“古籍文献学”这样的称呼，它点明了我工作、读书和研究的具体对象。古籍浩瀚无涯涘，自己又专注于集部古籍也就是文学古籍（偏重在汉魏六朝段）的研读，可以说是乘着集部之“槎”漫游于古籍之“沧海”。这注定是一辈子的缘分，其间对古典文献学也有些微不足道的体会。兹结合个人的古籍工作及研究，拉杂道来，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古典文献学”的称呼，结合了两个很有学术积淀的词汇“古典”和“文献”，照字面理解是古代有典范意义的“文献”，是能够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述。或者这么讲，“古典文献学”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传承下来的经典文献。举例而言，如清代的阮元主持校勘整理《十三经注疏》，形成至今还在普遍使用的“定本”即通行本儒家经典。之所以花这么大的气力去做这样“流芳百世”的工作，因为《十三经》本身就是中国经学的经典著述。再比如建国初由国家组织、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具体实施的“二十四史”点校工程，可谓是党领导下的古典文献整理的典范，同样因为“二十四史”是公认的史学经典著作。因此“古典文献学”首先要面对和处理民族文化中经典著述的保存和传承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这么说来“古典文献学”并不“高冷”，是在与有着深厚文明积淀的古人经典著述进行对话和交流，选择一部经典去阅读、整理和研究，会终身受到它的文化滋养和精神陶冶，何乐而不为！也就是说，不论是本科生（全国仅有六所高校设有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还是研究生选择了古典文献学专业，至少是意味着以整理及研究古人的经典著述为志业，在传承文明的血脉，又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志业。这样理解“古典文献学”，就具体也亲切了很多。

毋庸讳言，“古典文献学”这个称呼本身也隐含着一些缺陷及不足，并由此带来了诸如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及学术评价等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古典文献”之称相对宽泛，如果不事先对学科内容作出界定和说明，会形成范围浮泛乃至空泛的印象，造成一定的学科危机。直接表现就是缺乏明确的对象和操作路径，设定“古典文献学”的初衷是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古典文献学”等同于古籍整理。但在此后几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古籍”缺位，导致古典文献学学科理解的片面化，偏于“内容”而忽略了“形式载体”。任何学科都具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特点，但在古典文献学这个学科上尤其要注重两者的统一。古文献学界前几年有“伪校点”“伪整理”的批评声音，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古籍”缺位上，拿着已有的古籍整理本再作“二次整理”，即从整理本再到整理本，而忽略了充分的古籍版本文献调查工作。回到《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点校，他们的工作程式首要在广备众本，至少重要的版本不会漏过。新近出版的《文选旧注辑存》，同样是在占有重要的古刻、古钞《文选》版本的基础上方能够完成，形成文学经典著述《文选》的新整理本。只有充分占有古籍文献，才可能具备超越前人整理工作的可能性。“古籍”缺位暴露出古典文献学课程设置的导向不足，强调概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古籍实践环节。以至于个别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习者，从未“摸过”线装古籍，甚至连古籍的基本术语也比较陌生，就要反思培养环节的问题了。事实上，设立古代文史专业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图书馆，都或多或少藏有古籍，或者所在地市的图博等公藏单位也会有古籍收藏，另外古籍影印出版以及数据库的开发也有大量的数字化影像，实践的机会还是有的。有鉴于此，笔者比较倾向于将“古典文献学”理解为古籍整理，在古籍的层面上也可以说是“古籍文献学”，这样对象相对比较明确，培养目标也有清晰的地位。在学术评价上，也部分地避免了用理论学科的思维及评价标准来衡量古典文献学学科。

如果将古籍视为“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将“古典文献学”近同于“古籍文献学”，那么本科和硕士阶段如何开展学习呢？况且其中有一部分同学还有志于继续从事该学科硕、博阶段的学习。建议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或其它古代文史专业对古典文献学感兴趣的学生），除需要学习基本学科知识的课程之外，还要自觉注重古籍实践环节。补充说明的是，既然是“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或专业，况且还要将古籍作为重要的学科内容，便不宜离开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这三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现实的情形是这三门专业课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忽视，或者笼统并入到“中国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里予以解决，在高校里能够独立开设这三门课程的屈指可数。为了充分强调此三门专业课程的重要性，宜将之合称为“基础文献学”，但课程各自独立设置。因此介绍所学习的基本学科知识及实践环节等，主要围绕此三门专业课展开，详而言之可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是基础层面，选择合适的专业教材比较系统地学习学科知识，尤其要加强古籍载体（形式）方面的知识学习。版本学方面不妨推荐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和黄永年《古籍版本学》两种教材，前者比较适合古籍实物载体（形式）层面的知识学习，通过该著可以基本把握如何用规范的术语描述古籍，古籍领域有哪些基本的概念和专门用语等等。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各行都有行话，要会使用这些古籍的“行话”。后者即黄老的《古籍版本学》，该著用朴实简洁而又精准详实的语言构建了“版本学”的新面貌，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将版本学置于规律性的总结和学理性的框架内，具有鲜明的学科追求和建设意识。我与古籍的结缘，就始自读魏老的《丛谈》，而在业务工作和研究学习中则受黄老《古籍版本学》沾溉颇多。目录学方面推荐姚明达的《中国目录学史》，该著除介绍传统目录学源流外，又在倡导基于图书目录的实用性思维，体现出识与用相互结合的目录学风格。还有一种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学有余力的本科生可以阅读学习，重点是推荐给研究生作为必备必读的参考书。校勘学方面则推荐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及程千帆、徐有富合编的《校雠广义》之《校勘编》，两部著述合着看庶几可把握校勘之学的识与用。另外就是推荐比较综合性一点的必读书，包括钱存训的《书于竹帛》、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和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钱、张两著可以起到扩展视野的作用，了解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是如何看待并研究中国古籍的，揣摩两种不同的学术眼光和范式。推荐王著，主要是着眼于领会并掌握如何去给一部古籍撰写叙录或者提要。上述是最低限度的必读书，进入以古籍整理、研究为目标的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生应该通读或精读、细读，有必要还可以随手做读书报告。

其二是实践层面，能够运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与古籍实物（或影印本、数字化影像等）、实践操作结合起来，避免学与用两张皮。版本学方面的实践，能够照着实物的线装古籍熟练说出诸如鱼尾、边栏、版心、天头、地脚、行格、包角、书脑、内扉页和卷端等所指的位置，能够手工制作线装古籍，或者至少会手摹古籍的一张书叶子，并标出涉及到的术语名称，能够对着实物古籍或影印本或影像大致判断出古籍的版本时代。目录学实践方面，能够熟练说出一部古籍所属的四部分类，会针对一种古籍进行编目并写成卡片，会进行目录之间的款目组织。说点题外话，现在古籍编目普遍采用机读编目，有各种编目格式，但卡片式目录是基础，与机读编目是相通的只是操作形式不同。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一些流散海外的古籍或者有了进行调查的经费条件，或者有些海外古籍又重新回归国内，国家有关部门也策划了国内古籍普查、全球汉籍调查等项目，所以学会古籍编目还是会有不错的工作机会的。校勘学方面，选择一部某版本线装古籍里的文章，能够全文抄录，抄录过程中随文标点。抄完之后比对原书，核校抄写过程中是否出现讹字和错字。然后是利用古籍书目工具书或者古籍书目数据库，选择该种古籍的几个不同版本，对所抄录文章进行各种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校，能够熟练并规范地列出校勘记。在出校勘记的过程中，对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优劣有初步的判断。

其三是提高层面，在此层面就不宜再区别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三者的界限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综合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独立处理古籍“课题”。该层面也供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阶段的同学参考，同时与从事古籍业务工作的同行交流。比如到某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的任务，面对积满灰尘、插架满目的古籍能够有条不紊地清理出来，并编订出某馆藏古籍目录。并尝试以该古籍目录为基础，策划并组织进一步的古籍整理选题，包括图录、影印出版、点校整理出版、书目提要撰写、数字化和古籍保护等方面。比如选择某一种经典著述如曹植集，根据古籍书目按图索骥，进行版本调查，形成现存曹植集版本目录，并在目录的基础上对每种版本撰写叙录，形成类似曹植集版本叙录的成果。也可以将叙录撰写锁定在某一更大范围内的专题，如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袁行云的《清人诗集叙录》。比如选择某部著述进行校注整理，在校的层面能够在广备众本的基础上确定底本和参校本，在注的层面能够疏通文意，注出用典。比如可以按照某一专题，将该专题范围内各种版本的古籍所载序跋进行辑录，如曾枣庄的《宋代序跋全编》。比如进行断代文献的校录整理，如杨镰的《全元词》。当然还有其它的各种方式，发挥各自的学术兴趣。具有了上述这些古籍实际工作的基础，结合个人的心得和资料积累，再进行更深入的专门论文或研究报告的撰写。这样会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要做“有米之炊的巧妇”；有“米”还要“巧”就是能够将文献与理论结合起来，提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境界。总起来说，对于以古籍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献学而言，上述三个层面是比较常规，也是打好基础进而提高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对绝大多数人都是适用的。有了这些基本功的具备或储备，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及专长采用不同的方式，古籍文献学的研究也在共性的基础上而呈现不同的个性面貌。

要之，如果将古籍整理作为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即采用“古籍文献学”的理念，不仅可以明确学科的对象，还能够界定好学科培养的目标，对于避免“古典文献学”的学科空心化有一定的助益。当然，由于自己主要偏重在集部古籍也就是文学古籍的学习及整理，以上所谈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仅供诸位有志于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同道参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并且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命题。“古籍文献学”的任务不仅要在弘扬的层面挖掘整理好古代的经典文献著述，还要在继承的层面做好包括经典文献著述在内的所有古代典籍的揭示和保护课题。

接下来再来谈谈个人从事古籍工作及学习研究的体会，仅供大家参考，并请批评指正。古籍文献四部兼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便是经典著述哪怕毕其一生恐怕也是读不完的，别说是四部古籍了。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要做专题层面的古籍文献研究，至于专题的设定及范围则因人而异。自己选择集部古籍作为专题，当然与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自然会对集部的文学古籍感兴趣。实际在图书馆业务工作过程中，是四部的古籍都要做的，不可能选择性地做工作。只能说集部古籍是自己业务工作中比较留意的方面，同时也是业余时间集中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但集部古籍范围也还是大一些，遂又确定在汉魏六朝这一段的集部古籍。汉魏六朝集部古籍包括别集类、总集类和诗文评类，这七八年间一直在主攻汉魏六朝别集的研究。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将该时段重要作家别集的存世古籍版本，进行了相对充分的调查工作。主要依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摸清了“善本”层面的版本情况，并形成了一份版本调查目录。该目录里，既包括文献价值比较高的刻本、稿本和抄本，也有名家批校本等。对于藏在外地的版本则待有机缘时访书，期待大德届时提供便利支持。恰好在此期间，有幸参加了刘跃进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的二期工程“汉魏六朝集部文献丛刊”子课题，策划出版“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便需要对包括别集在内的汉魏六朝集部典籍的重要版本有总体的把握。根据刘老师的安排和要求，在课题组成员孙少华老师选目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版本调查目录做了适当的补充。《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在去年年底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应该说汉魏六朝文学典籍的存世重要版本（含有名家批校的本子），基本包括在内。版本调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是接下来各项工作开展的学术基础，特别对于揭示珍本典籍文献是关键性的工作。如有一种明末崇祯间潘璁所刻的阮籍集，从版本时代而言不算重要，但它保留着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传世阮集版本仅此本有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能够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判定文献的真伪问题。《珍本丛刊》将该本全文影印出版，提供给学界使用。

做完版本调查接下来的工作，是以作家集为单位，给每一种版本进行身份登记，按照客观著录的方式把该版本涉及到的所有细节一一过录，就是给每种版本写一篇叙录或书志。然后是梳理该作家集存世版本的系统，主要使用的是校勘学的研究方法，终日校勘，着实辛苦；但很充实，有一种心静如水的奇妙感觉。版本叙录及版本系统梳理工作完成后，可以收获主要六个方面的学术认识：第一，可以确定作品集存世版本中的“祖本”，还能够清楚哪些是重要的版本，哪些可以作为整理别集的“底本”或“参校本”使用。如鲍照集有一种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是存世鲍集版本中的最佳版本，就它所保留的“宋本”来说便是鲍集的“祖本”。目前的鲍照集整理本，没有使用此部影宋抄本，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可能是版本调查中遗漏，也可能是身在外地存在阅览的困难等等。《珍本丛刊》已经原本影印出版，可以弥补此缺憾了。第二，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面貌差异和篇目增益现象。如宋明州本《陶渊明集》里的《桃花源记》，与今通行本之间就有着很明显的文字差异，潘璁本相对于其它阮集版本则增益了四言《咏怀诗》十三首等等。第三，通过阅读版本所载的序跋等，对别集的成书和文献来源有了更多的认识。如黄省曾编刻的谢灵运集，据他的序称有一部分诗是根据所得的旧写本刻入集子里的，而这部分诗未见于其它文献记载。那么这部分诗作的可靠性就很值得研究。我们今天看到的谢集的“祖本”就是黄省曾编刻本，只是大家没有在源头上考察该祖本，也就不会注意到诗作的来源及可靠性问题。第四，通过阅读前人特别是名家的批校及题跋，使我们了解到古人是如何读书的，他们的批校对我们理解文本有很多的启发意义。如清影宋抄本陆机集里有翁同书的批校，有一处校语说《演连珠》正文里窜入了“五臣本”三字，这为考察陆机集在宋代的重编成书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再如何绍基批校的《百三家集》，有些评点就很启人心智。第五，通过版本的罗列，对作家集的流传和文学影响力的消长有了更直观的实物版本认识。比如董仲舒集，董仲舒一般被视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不会有什么作品集，但自明正德至崇祯间屡有版本刊刻，作品也有评论，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他曾经在某些历史时期存在的文学家形象。第六，对现存汉魏六朝别集的成书层次有了总体的把握，釐分为六朝旧集、宋人重编之集和明人重编之集三种层次，有助于客观认识集子的文献价值。如曹植集是宋人重编之集，南宋的晁公武就说重编集收诗的数量超过了本传的记载，提示可能有伪作混入，需要我们谨慎把握诗文的可靠性。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章，与学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每篇文章都或多或少提供新的学术资料。始终觉得做文献工作的要义，是给别人提供或介绍新的学术资料，或者提供新资料的线索，让聪明的人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出更精彩的学术成果。这也是自己在撰写学术论文中的一个出发点，希望给别人起点垫脚石的作用。

此外自己在每种版本既有所撰叙录的基础上，按照刘跃进先生的课题安排及学术指导，参与了《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提要的撰写任务。拟定提要的体例，严格按照体例撰写每一篇提要。《珍本丛刊》以版本算共收二百六十一种书，所有提要的撰写任务已经完成。但这是“珍本”层面的版本提要，还有相当一部分“珍本”之外的普通版本同样也需要撰写提要，以提要的形式揭示出来供学界参考实用。目前自己正在扩大版本调查的范围，力图将现存汉魏六朝别集的所有版本（包括珍本和普通版本）悉数调查清楚，然后以“汉魏六朝别集叙录”的成果分享给学界。当然，自己年届不惑之年，要处理学术之外的事情，能力和精力也都大不如之前，加之天资驽钝，这只能说是一个努力方向，争取能够完成。在调查版本过程中，会遇到大量的序跋，也随手做了一些序跋的点校辑录工作，集腋成裘，或许能够把序跋辑成一部专书资料，提供给学界使用。此外就是遇到一些批校、题跋等之类的附加文献，也认真阅读，以加深对作品文本的理解。总之整天与古书文献作伴，遇到问题也随时请教同龄学友。特别是吴炬学兄，帮我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感动的一次是凌晨两三点发给我识读明人的一篇草书序跋，而此时我已鼾声如雷，想来惭愧，衷心感谢吴兄的襄助。当然，其他学友都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容谅我多次烦扰，自己得到茅塞顿开的那一刻也是充盈自喜的。总体而言，觉得自己更适合围绕古籍做一些基础的资料性工作，就像古书里的蠹鱼一样，希望能够为学术研究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恰当地“认识自己”很重要。当然在文献工作过程中如果产生想法，也会及时写成专门论文或随笔短文，获得发表的机会便会分享出来。

说了这么多自己开展汉魏六朝集部古籍（别集部分）研究的浅显体会，也藉此谈谈对“集部古籍”涉及到的几个相关提法的认识。因为集部古籍基本等同于文学古籍，古籍本身又是一种文献承载，这就牵连到“集部文献”“文学文献”和“文学史料”等概念或提法的辨别。“集部文献”是基于古籍文献分经史子集四部而言，所以指的是集部之内各类目涵盖的文献，就“汉魏六朝集部文献”而言仅包括别集、总集和诗文评三类的古籍文献。“文学文献”主要是针对文学史的语境，指研究文学史所需要关注到的文献，外延比“集部文献”要大得多。比如《世说新语》《搜神记》两部著述，从四部的角度来看两者不属于“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范畴；但却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史需要关注到的文献，无疑是属于“文学文献”的范畴。“文学史料”，傅璇琮先生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而且文学史料还应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我们的史料学研究不能只看古人，更应注视现实，及时反映新的成就。”（参见《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似乎“文学史料”的外延比“文学文献”还要大一些，但两者之间也不必有非此即彼的界限，在一定的意义上基本是可以等同的。因为最近数年来，自己专注于汉魏六朝集部典籍的版本研究，使用最多的是“集部文献”的概念，计划先做别集，然后是总集，最后是诗文评，整理和研究的路径及方法与别集相同。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微小的，也欢迎有志于“汉魏六朝集部文献”整理研究的同仁加入其中，切磋交流，共发嘤鸣友声。

最后再来谈谈自己对今后“古典文献学”学科发展的看法，其实主要的看法上文已经说了不少，就是以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为主要内容，将“古典文献学”视同为“古籍文献学”。这就要求做学问除了依据今人的整理本以外，更多地是在实物形态的古籍里“实战”，到图书馆看原本古籍（或影印本、数字化影像等）是主要的学术方式。此外也顺便略述“古典文献学”的学理性、学术任务、学术途径及学术前景这四个小方面，班门弄斧，大言不惭，供批评指摘。

第一，学理性方面。我们暂不讨论古典文献学是否可以视为“学”，是否具备独立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属性。在这之外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索，研究古典文献是否需要理论建设？特别是专注于古籍文献研究的人，往往认为理论不重要，也无此必要，只要用功努力就可以拿出“东西”。个人认为是需要理论的。自己在参与《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提要的撰写体例里，责任者介绍这一项，除了介绍作者的生平仕履等之外，也同样介绍版本的刊刻者，还有留下阅读“痕迹”的批评题跋者等。这就是借鉴西方书籍史和阅读史理论的结果，典籍的成书与流传是一个“闭环”式结构，除典籍文本自身外，是作者、制作者（包括刻者、抄者、印刷者、装订者、售卖者、校订者等诸多角色）和读者（包括批校者、题跋者和钤印者等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做古籍文献的同仁有时间有兴趣都琢磨一下“理论问题”。自己最近一两年在尝试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理念，运用到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研究中，还不成熟，还处于摸索阶段。不过初步形成了几个关键词，除“书籍史”和“阅读史”外，还有“文献史”“书志史”等几个称呼，斗胆姑合称为“古籍文献专门史研究”，目的是找到一些“抓手”。如同散了一地的铜钱，想把铜钱一串串的串起来，就要找到用来串钱的绳子。

第二，学术任务方面。前面已经提到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包括古籍在内的文物也都很受重视，并有一些国家层面实施的文化工程。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古籍整理研究，要主动贴近国家文化战略和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明确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就要求古典文献整理及学术研究有两个主要的任务：一是着力点放在在民族经典古籍著述的挖掘和整理上，比如中华书局近些年组织策划的“二十四史”修订就是经典古籍著述的再整理。要把整理研究的焦点放在“经典古籍著述”六字上，抓住了经典，就抓住了文化的根、文明的脉和国家民族的“魂”，也就是弘扬的工作。二是在古籍文献的揭示和保存上下功夫，不仅是经典的古籍，大量经典之外的普通品种的古籍，流传到今天不容易，都应该保存好。在保存好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揭示出来，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也就是继承的工作。

第三，学术途径方面。该方面主要是针对有志于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同仁（在校学习人员、社会爱好者和工作人员等），应该共同做的一件事，也就是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编纂“中华古籍总目提要”，这样的工程只有国家组织力量才能够实现，建议喜好古籍工作的人都需要有这个担当和责任。如果一旦国家实施了，应该投入其中，贡献自己一份平凡的智慧和力量。

第四是学术前景方面，整体来说学习古典文献学还是很有用处的。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从小就使用的《新华字典》，虽然我们并没在意是谁编的，但编字典的前辈们的集体成果被千千万万的小学生等使用，本身就是“流芳百世”的，也是价值的最大体现。同样的道理，我们整理出来的古代典籍，能够为更多人的使用到，起到帮助的作用，不也是价值的最大体现吗？如果自己的成果一出版发行，旋即进入了“档案馆”封存起来，说实话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因此，喜欢古典文献特别是古籍的要有信心，付出了总会有收获，相信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大的成功！

江涛兄策划“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安排我从图书馆古籍的角度写一写，给准备报考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同学或喜欢古籍的爱好者等，提供点参考和帮助，非常感谢这样难得的机会。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做古籍工作，对古籍工作有一点浅薄的了解，从自己工作的角度对古典文献学专业也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体会，遂不揣冒昧草成此文。没想到写着写着就啰嗦了起来，说的有些话可能超出了江涛兄设定的范围，但一股劲地写下来了，也不想再作删节处理，就权且如此吧！特别是说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甚至是得罪人的话，恭请宽容谅解。如果您有指教、商榷或交流的，也请您不吝赐示，期待聆听您的高论。最后再重复一遍最要紧也是最诚恳的话，如果有不妥得罪之处，万望您的宽容和谅解。

专栏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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